人的尊严从何而来？——兼论中西尊严之差异与尊严经济学的理论建构
一、问题的提出：尊严缺失的结构性困境
"人的尊严从何而来？"这一追问，表面上是一个哲学命题，实则触及了文明形态的根本分野。当我们审视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尊严叙事，会发现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：在东方专制帝国中，从权倾朝野的宰相到九五之尊的皇帝，从富甲一方的商贾到衣不蔽体的流民，几乎没有人真正拥有不可剥夺的尊严。和珅的覆灭、朱家子孙的屠戮、无数草民的生死浮沉，构成了一部"尊严缺席"的文明史。而在西方传统中，尽管实然的尊严保障同样充满瑕疵，但"风能进，雨能进，国王不能进"的产权神圣观念，却为个体尊严提供了逻辑上自洽的理论根基。
这一差异并非偶然的文化偏好，而是深植于两种文明对"终极权威"的不同设定。本文试图构建"尊严经济学"的分析框架，将尊严视为一种特殊的"社会资本"或"制度性公共品"，探讨其来源、分配机制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内在关联，进而揭示：为什么尊严体系的结构性缺陷会导致经济停滞、创新匮乏与社会内卷，而稳固的尊严保障又如何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深层驱动力。
二、尊严的神学根源与逻辑自洽性：西方传统的分析
（一）一神教传统下的尊严本体论
西方尊严观念的核心特征，在于其"外在超越性"与"来源唯一性"。在犹太-基督教传统中，人是"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"被创造的（Imago Dei）。这一神学命题具有三重深刻含义：
第一，尊严的普遍性。 上帝作为唯一的造物主，其创造行为不区分国王与乞丐、贵族与平民。这种"创造平等"在逻辑上否定了任何世俗等级对尊严的垄断权。正如托马斯·阿奎那所论证的，人的灵魂具有不朽性，这种不朽性赋予每个人一种不可让渡的尊严（dignitas），它不因财富、权力或社会地位而改变。
第二，尊严的不可剥夺性。 由于尊严来源于上帝而非世俗权威，任何人间权力——包括国王——都无权剥夺之。英国大宪章（1215年）中"未经合法审判，不得剥夺自由人的财产与自由"的原则，以及后来洛克、孟德斯鸠等人的理论建构，都可以视为对这一神学命题的世俗化转译。尊严成为一项"自然权利"，先于国家而存在，国家存在的正当性恰恰在于保护这一权利。
第三，尊严来源的"非人格化"与"非竞争性"。 神作为尊严的授予者，具有几个关键特征：永恒性（不受时间侵蚀）、唯一性（不存在多个授予者之间的竞争或冲突）、超越性（不介入世俗利益纷争）、非功利性（不需要臣民的供奉来维持自身存在）。这些特征从"逻辑上"——注意，是逻辑上而非历史上——确保了尊严体系的稳定性、连续性和客观公正性。
（二）逻辑自洽性与制度演化
需要强调的是，"逻辑自洽"不等于"历史完美"。西方历史上同样充斥着尊严被践踏的悲剧——宗教裁判所的火刑、奴隶制的残酷、殖民主义的暴行。但关键在于，这些暴行在理论上是"非法的"，是对神圣尊严原则的背离，而非体系的内在组成部分。当马丁·路德·金宣称"我有一个梦想"时，他援引的正是《独立宣言》中"人人生而平等"的神学承诺，指责现实对这一承诺的背叛。这种"以体系原则批判现实"的可能性，恰恰证明了尊严体系的逻辑自洽性为其提供了自我纠错的空间。
从经济学视角看，这种逻辑自洽的尊严体系创造了一种稳定的"制度预期"。个体可以合理预期：我的尊严不会因统治者的更替而丧失，不会因朝代的更迭而清零。这种预期降低了社会交易的不确定性成本，使得长期契约、产权投资和创新活动成为可能。诺斯（Douglass North）所强调的"制度降低交易成本"的功能，在尊严领域同样适用：当尊严有保障时，人们更愿意进行人力资本投资、更愿意参与市场交换、更愿意承担创业风险——因为失败的代价不会延伸到人格尊严的层面。
三、皇权的垄断与尊严的脆弱性：中国传统的解构
（一）"普天之下莫非王土"的产权-尊严结构
与西方的神学尊严观形成鲜明对比的，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的"皇权尊严垄断"模式。这一模式的核心特征，可以用三个命题来概括：
命题一：产权的彻底国有化。 "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"不仅是一种政治宣示，更是一种根本性的产权安排。在这一安排下，土地、人民、资源乃至思想，在终极意义上都属于皇帝。臣民对财产的"占有"只是皇帝恩赐的临时使用权，而非真正的所有权。这种产权结构的经济后果是深远的：既然一切最终属于皇帝，那么长期投资、跨代传承和产权交易都缺乏稳定的制度基础。
命题二：尊严的等级化分配。 在皇权体系中，尊严不是普遍赋予的"自然权利"，而是皇帝按照等级差序"恩赐"的特殊待遇。黄马褂、顶戴花翎、谥号、封爵——这些都不是权利，而是恩典。恩典的特征在于：可赐予，亦可收回；可因功而赏，亦可因疑而夺。李鸿章的黄马褂是慈禧赐予的，这意味着他的尊严是"借来的"而非"自有的"。
命题三：皇权本身的脆弱性。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，作为尊严金字塔尖的皇帝，其尊严同样缺乏终极保障。王朝更迭之际，前朝皇帝的尊严瞬间归零；甚至在本朝之内，"革命"（无论是宫廷政变还是农民起义）都可能将皇帝从尊严顶端抛入深渊。明末数十万朱家子孙被屠杀殆尽，清帝溥仪从紫禁城被逐出——这些历史事实表明：在皇权体系中，没有人是安全的，没有人的尊严是不可侵犯的。
（二）尊严体系的"内在Bug"与结构性危机
将中西尊严体系进行形式化比较，可以清晰地识别出中国传统尊严体系的结构性缺陷：
不稳定性。 尊严来源（皇帝）是人格化的、有限的、会死亡的。老皇帝去世，新皇帝即位，旧有的恩赐关系面临重新谈判的风险。和珅在乾隆朝权倾朝野，在嘉庆朝身死家灭——这不是个人悲剧，而是体系的结构性特征。每一次权力交接都是一次"尊严重置"，昨日的宠臣可能成为今日的阶下囚。
不连续性。 王朝更迭导致尊严体系的彻底断裂。前朝的功臣在新朝可能成为逆贼，前朝的合法财产在新朝可能被充公。这种"清零机制"使得跨代积累几乎不可能，人们被迫采取"短期主义"策略：在有权时尽可能攫取，因为不知道明天权力是否还在。
不可靠性。 由于一切尊严都来自皇帝的恩赐，而皇帝的判断是任意的、不可预测的（"伴君如伴虎"），尊严保障就变成了概率事件而非制度事实。这种不确定性产生了巨大的"制度性风险溢价"：人们必须花费大量资源用于维护与皇帝的关系（贿赂、谄媚、政治站队），而非用于生产性活动。
从经济学角度看，这种尊严体系创造了一个"负向激励结构"。当尊严无法保障时，理性个体的最优策略不是创新和生产，而是权力寻租和财富转移；不是长期投资和诚信交易，而是短期掠夺和机会主义行为。这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传统社会虽然拥有庞大的人口和悠久的文明，却未能自发产生现代市场经济和工业革命——不是因为缺乏技术能力，而是因为缺乏支撑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：稳定、可预期、普遍适用的尊严保障。
四、尊严经济学的理论建构
（一）尊严作为"制度性公共品"
基于上述分析，本文提出"尊严经济学"的分析框架，将尊严定义为一种特殊的制度性公共品（Institutional Public Good）。这一定义包含以下内涵：
非竞争性。 我的尊严不因为你的尊严而减损。相反，当社会中每个人的尊严都得到尊重时，整体尊严水平会提升（正外部性）。这与皇权的"零和尊严"形成对比：在皇权体系中，尊严是稀缺资源，一个人的尊严增加意味着另一个人的尊严减少（皇帝必须保持尊严的垄断地位）。
非排他性（理想状态下）。 真正的尊严体系应当覆盖所有人，不能将某些群体排除在外。西方神学传统中的"创造平等"在逻辑上满足了这一条件，而皇权体系中的等级差序则构成了系统性的排他。
制度依赖性。 尊严的供给不是自动的，而是依赖于特定的制度安排——法律、产权、权力制衡、司法独立等。这些制度构成了尊严的"生产函数"，其效率决定了尊严这一公共品的供给水平。
（二）尊严资本与经济增长
将尊严纳入经济增长模型，可以识别出尊严资本的几种经济功能：
降低交易成本。 当个体尊严有保障时，契约执行成本下降，因为违约的声誉损失是有限度的（仅限于经济层面，不涉及人格侮辱）；当尊严无保障时，契约风险剧增，因为违约方可能利用权力对守约方进行人格羞辱和肉体消灭。
激励人力资本投资。 尊严保障使得教育、技能提升和健康投资具有可预期的回报。相反，在尊严脆弱的社会中，"读书无用论"和"体力崇拜"可能盛行，因为知识和技能的积累随时可能被权力剥夺。
促进创新与技术进步。 创新需要试错，而试错需要容忍失败的尊严环境。如果失败意味着人格贬损和社会性死亡（如商鞅变法失败后的车裂、王安石变法后的身败名裂），那么理性的选择就是避免创新，依附于既有的权力结构。
优化资源配置。 尊严体系决定了"才能-职位"的匹配效率。在尊严有保障的社会中，市场机制能够相对有效地将人才配置到最能发挥其生产力的岗位；在尊严依附于权力的社会中，人才配置被政治忠诚度和关系网络扭曲，导致严重的"人才错配"和效率损失。
（三）尊严不平等的福利损失
运用福利经济学的分析工具，可以量化尊严体系缺陷造成的社会损失：
寻租成本。 当尊严来自皇帝恩赐时，社会成员将大量资源投入"尊严竞争"——科举考试中的八股文训练、官场中的站队与倾轧、商人对官员的贿赂与依附。这些活动不创造社会财富，只是重新分配尊严配额，构成纯粹的福利损失（Tullock Rectangle）。
预防性支出。 由于缺乏尊严保障，人们必须进行过度的"风险预防"：购买冗余的财产保险（在产权不稳的社会中实际上是无效的）、维持庞大的宗族网络以提供替代性保护、将财富转化为不易被没收的形式（如埋藏金银）。这些支出在尊严有保障的社会中是不必要的。
人才错配的损失。 当最有才华的人被迫将精力用于维护皇权关系而非技术创新时，社会损失了潜在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。据估算，中国传统社会中精英阶层用于政治博弈的时间和精力，可能占其总认知资源的50%以上，这是一个惊人的效率损失。
社会信任资本的耗竭。 尊严体系的崩溃导致普遍的社会不信任。当任何人的尊严都不可靠时，合作变得困难，集体行动问题加剧，社会陷入"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"的霍布斯状态——只不过这里的"战争"是隐性的、制度化的尊严剥夺。
五、现代转型中的尊严重构：从"恩赐"到"权利"
（一）西方道路：神学尊严的世俗化与制度化
西方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维度，是将神学尊严转化为世俗权利的过程。从格劳秀斯、霍布斯到洛克、康德，思想家们逐步将"上帝赋予的尊严"转译为"人固有的尊严"或"理性存在者的尊严"。康德提出"人本身就是目的"，将尊严的基础从神的创造转移到人的理性能力，完成了尊严论证的"去神学化"。
但这一世俗化并非简单的"除魅"，而是一种"制度性替代"：用宪政、法治、人权宣言等世俗制度，来替代神学命题的保障功能。关键在于，这些世俗制度继承了神学尊严的核心特征：普遍性（适用于所有人）、不可剥夺性（非经正当程序不得侵犯）、稳定性（不因政府更替而改变）。美国宪法修正案、法国人权宣言、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——这些文件构成了现代尊严体系的"新圣经"，其功能在于提供一种"非人格化的"、超越具体权力持有者的尊严保障。
（二）中国道路：从"皇恩"到"民权"的艰难转型
中国传统的尊严体系在现代遭遇了双重危机：外部，西方列强的入侵暴露了皇权尊严的虚幻性（皇帝无法保护臣民的尊严，甚至无法保护自身的尊严）；内部，革命浪潮冲击了等级化的尊严分配机制。但转型之路充满曲折：
民国时期的尝试与失败。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，试图建立基于"民权"的尊严体系。但北洋政府的军阀割据、南京国民政府的威权统治，都未能建立起稳定的尊严保障制度。"城头变幻大王旗"的政治现实，使得尊严依然依附于具体的权力持有者，只是从"皇帝"变成了"军阀"或"党魁"。
集体主义尊严的悖论。 在特定历史阶段，集体主义意识形态试图为尊严提供新的来源——阶级身份、革命贡献、劳动光荣。但这种尊严同样具有依附性：依附于政治路线的正确性、依附于领导者的认可、依附于运动的风向。当政治路线改变时（如从"反右"到"文革"），昨日的"革命尊严"可能变成今日的"反动耻辱"。
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探索。 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尊严提供了新的潜在来源：财产权、契约自由、职业成就。但市场化进程中的权力-资本勾结、产权保护的不完善、司法独立的欠缺，使得尊严保障依然具有选择性而非普遍性。某些群体（如民营企业家）的尊严状态，仍然高度依赖于与权力的关系。
（三）尊严经济学的当代启示
从尊严经济学的视角审视当代中国的转型，可以得出若干政策含义：
第一，尊严的"去人格化"是制度现代化的核心。 必须将尊严保障从具体的权力持有者（无论是政治领袖还是地方官员）手中剥离出来，交由非人格化的制度（宪法、法律、独立司法）来执行。这意味着限制任意性权力，建立"法无授权不可为"的政府行为边界。
第二，产权是尊严的经济基础。 "风能进，雨能进，国王不能进"的实质是产权神圣。没有稳定的产权保障，就没有独立的人格尊严——因为失去财产的人很容易失去维持体面生活的能力，进而失去社会尊重。土地制度改革、民营企业产权保护、知识产权的司法保障，都是尊严体系建设的组成部分。
第三，社会安全网是尊严的兜底保障。 当个体因年老、疾病、失业而陷入贫困时，如果缺乏社会救助，其尊严将受到严重损害。北欧国家的"从摇篮到坟墓"福利制度，虽然存在效率争议，但在维护人的底线尊严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。一个文明社会的标志，不在于它如何对待成功者，而在于它如何对待失败者。
第四，言论与结社自由是尊严的表达维度。 尊严不仅是"不被侵犯"的消极权利，也是"自我表达"的积极权利。当个体能够自由表达观点、组织利益团体、参与公共决策时，其作为"主体"而非"客体"的尊严才能得到完整实现。这是从"恩赐的尊严"到"自主的尊严"的关键一跃。
六、结论：走向一种普遍的尊严经济学
回到本文开篇的问题："人的尊严从何而来？"经过全部分析，我们可以给出一个综合性的回答：
尊严不能来自人格化的权力持有者——无论是皇帝、军阀还是政党领袖。因为人格化的权力是暂时的、任意的、可竞争的，基于它的尊严必然是不稳定、不连续、不可靠的。和珅的悲剧、朱家子孙的屠戮、无数历史人物的浮沉，都是这一命题的经验证明。
尊严应当来自非人格化的制度安排——在西方传统中，这一功能最初由神学承担（上帝作为非人格化的终极权威）；在现代性条件下，这一功能必须由宪政、法治、人权保障等世俗制度来承担。这些制度的关键特征在于：普遍性（覆盖所有人）、稳定性（超越权力更替）、可预期性（规则透明且可执行）。
尊严经济学揭示了制度与增长的深层关联。 尊严不是经济增长的"副产品"，而是其"前提条件"。一个不能保障其成员尊严的社会，必然陷入高交易成本、低信任水平、人才错配和创新匮乏的困境。反之，当尊严成为普遍享有的制度性公共品时，市场机制才能充分发挥资源配置功能，人力资本才能得到有效激励，创新活动才能获得必要的容错空间。
最后，我们必须承认，"逻辑自洽"的尊严体系与"历史完美"的尊严实践之间，始终存在张力。西方的尊严保障同样充满种族歧视、性别压迫和阶级剥削的历史污点。但正如本文所论证的，逻辑自洽的体系提供了自我纠错的可能性和批判现实的理论资源——当马丁·路德·金援引《独立宣言》时，他正是在利用体系的内在原则来推动体系的完善。
对于中国而言，构建一个逻辑自洽的尊严体系，意味着完成从"皇恩浩荡"到"权利神圣"的文明转型。这不仅是一个政治命题，也是一个经济命题——因为只有在尊严有保障的制度环境中，市场才能运转，创新才能涌现，人才才能各尽其能，社会才能从"零和博弈"的泥潭中走出，迈向"正和增长"的良性循环。
尊严从何而来？它应当来自我们每个人对彼此的承认，来自制度对每个人的平等保护，来自一个社会对其成员不可剥夺之人格的终极承诺。这既是文明的分水岭，也是经济的增长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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